(对话帕特里克·舒马赫)帕特里克·舒马赫(Patrik Schumacher),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合伙人和首席建筑师；建筑理论家，参数化主义(Parametricism)的倡议者；英国建筑联盟设计学院(AA)设计研究实验室(DRL)创始人。

何宛余(HWY):你可以谈谈你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GSD)的教学内容吗?你对目前的建筑教育有什么看法?

帕特里克·舒马赫(PS):这是我最近几年内第二次在哈佛的设计研究院教书。课题是“基于代理的参数化符号学”(agent-based parametric semiology),既有专门研究团队在此课题上工作，也有邀请学生参与其中去探索可能性。该课题有两个要点。其一，我将建成环境视为一种复杂的沟通方式，就像一个指令文本，它对社会活动进程进行整理和排序。其二，人类行动者通过阅读该“文本”被赋予能力，以便在各种交互的协议之下找到彼此。

然而这类信息在建成环境中往往是缺失的。从我身为建筑师以来，也从未清晰地设计一套“指意系统”(a system of signification),即在建成环境中使用形式、颜色、材料、位置关系来具体表达发生的事物、发生的地点及即将参与其中的人。而我谈论的是关于具有丰富信息的环境，并试图于此发展出一套语言，即一种指意系统。而建立这种系统需要透彻的思考。

HWY:你可以进一步谈谈你在扎哈·哈迪德建筑师事务所的研究内容吗?

PS:在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里，我们有一个名为“CODE”的计算设计小组。我们进行大量的几何处理和优化。我们开发算法来用于帮助和支持一些往后的项目。这个小组建造小尺度的项目，如装置、展馆，以作为一种载体来对探讨研究应用和前景的可能。我们不仅对结构优化和建造有兴趣，最近该小组也开始基于我所感兴趣的方向进行了社会功能性(social functionality)和社会优化(social optimization)的研究。我们也正在考虑城市数据和居住率数据来为设计过程发展出新的方法论。

我们把自己的办公室作为测试案例。此测试与我们的“企业空间规划” (corporate space planning)团队的工作有关。企业空间规划是一个首要的应用场景，在此居住率(占用率)的整个过程被有效地进行建模。因此我们使用办公室作为测试空间，我们有传感器收集数据，接着分析数据并建模。我试图模拟交互过程，找到优化设计的方法，将这些社交功能作为明确的成功标准。目前该办公设计团队正在从技术功能性和优化问题拓展到社会功能性。换句话说，我们正在把关注点从成本转移到效益方面。

HWY:这很宏大。我的意思是它将会影响建筑方法论，甚至整个建筑学领域。

PS:我认为是的。如果能成功，这将会非常有说服力。对我来说，虽然第一个应用场景是企业内部的空间规划，但也包括了企业园区内的室外环境。我们曾向谷歌介绍此项目，例如他们在帕罗奥多(Palo Alto)、纽约的57号码头(Pier 57)和其他地点的企业园区。我们还有许多正在进行中的公司总部设计项目，例如在俄罗斯的联邦储蓄银行(Sberbank)的一个大型科技园区的项目。这些项目为这些想法提供了应用和实验的机会，但目前它仍然还是一个研究项目。此方法论的应用可扩展到会议中心、大学和零售商店，它们将会有所受益。当然现在只是开始，但我认为这将是一个具有颠覆性的变革，甚至是突破性的。

HWY:你认为你的研究或技术可以应用在机场、体育场等基础设施建筑上吗?因为现在的机场内部使用效率不一，这一定是设计的问题。

PS:当然可以。因为我的研究是建立在对人群建模技术的基础上，这些技术目前用于疏散、主要流线、交通等方面，特别适合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通常由工程公司完成。但是机场还有需要考虑的其他方面，更多的是关于零售、聚会、居住，而不仅仅是人群的移动。对于此仍未有办法进行人群建模，因为这不仅仅是在物理上难以检测吞吐量，而且关于不同的氛围、不同的行为模式、不同类型的代理，有着各自不同行程的不同人类个体，因此人类的交往是更为复杂的。这类似于我所正在研发的占用率过程建模，这将具有泛化性。这意味着完全泛化的人群建模不仅是基础设施和流线建模，还包括所有人类在空间使用上的建模，因此也适用于机场。在不久的将来，我预计它可以适用于一切场景的虚拟计算。

除了在自己的住所中来回于厨房和浴室之间活动外，在现今大多数地方，我们需要应对在城市中心中当代生活的新的复杂性和考虑动态性以及我们拥有的众多选择。我们日复一日在城市中各种场景活动的选择导致我们的行为很难被预测。这种复杂性和动态性也存在于办公空间。这不再是你在早上来到办公桌前坐下，然后在十个小时之后离开。你是在开会中来回走动，或聚集在非正式的互动空间中。

而面对如此新的具有复杂性和动态性的层面，目前的设计原则是不可知的。如果没有探索这些基于代理的模型，我们将无法得知该如何为这些复杂性和动态性提供最好的设计。例如，对于谷歌园区中五十个可以容纳几千人的会议室，你应该如何将空间进行分配或组合?是否应该设计为分布式?会议室是统一尺寸还是具有多种尺寸?我们没有线索，也没有可以用于判断的原则(或者是依靠天然的直觉)。但这还不够好，相对于该新层级的复杂性，目前的原则是无能为力的。因此首先我们需要发展出一种能力。

HWY:这听起来与我以往从媒体所得知的帕特里克有所不同，平时你更多地谈论参数化主义和算法设计，但今天你似乎谈论了一个全新的东西。

PS:这是全新的!然而它们也是相关的。我所说的参数化主义是一种在各种表现上都具有强烈无限多可能性的划时代风格。它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的阶段。最近我一直在谈论参数化主义最近的一个阶段建构主义 (tectonism),它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多个优化过程，其中使用了工程逻辑、结构和建造逻辑。看看机器建造是如何适应并如何影响或拓展建筑风格体系的。在此之前，我们有集群主义(swarmism)、泡状物主义(blobism)和折叠主义(foldism)等参数化主义的不同阶段。但所有这些阶段所共有的是它们带来了新的复杂性和适应性，这使得它们能与现代主义区别开来。参数化主义是对我们新的技术时代下的挑战和机遇作出回应。在现代主义阶段，我们要使用土地使用分区(zoning)和郊区功能分布，这些是非常常规、简单且重复的方式。

而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中心开始强烈分化的时代，事物开始混合、重叠、融合，所以建成环境需要看起来完全不同。建筑物需要更多地连接起来以适应复杂的文脉。但就设计体系(design repertoire)带来的机会而言，我们也处于一种新的时代。由于计算化的赋能，我们现在可以创造出大量的变化，使得建筑物更为复杂，以便与复杂的社会进程相匹配。

而这导致了参数化主义，所有的建筑元素都变成了参数化变量以适应复杂的环境，并相互适应。这就赋予了建筑一种特定的外观和感觉，甚至形成了一定的美学的和组织的价值观。建筑师需要学会喜欢并寻找复杂性。我们必须发展复杂性，建筑师也必须习惯这些新的设计方法论。新的设计技术将深刻地“印记”在我们的城市中，那么这个世界看起来将会大不一样。例如20世纪与19世纪看起来非常不同，因为有了机械化的大规模生产、工业化和电气化。

在建成环境中的混凝土、钢铁、工厂预制建筑部件、挤压成型的I型梁，均体现了美学价值、设计理念或设计方法。而这些已经在20世纪被推广到现代世界中。现在我们需要经历相似激进的转变，这就是参数化主义所表明的。尽管它目前仍然还只是一个先锋的研究项目和风格潮流，但也已经在现实世界中拥有了多个“宣言”——我们扎哈事务所建成的建筑，以及此领域中多位先锋实践人士的作品。一系列具有这种风格的机场被创造了出来，如我们设计的北京机场、福克萨斯(Studio Fuksas)的深圳机场、SOM的新孟买机场等。所以我认为这意味着，参数化主义的潜力使得它将很快成为21世纪的划时代的风格。

这仍然是我所有工作的基础。在研究基于代理的参数化符号学的同时，我也在思考将建成环境视为复杂的交流系统。这种新的视觉语言是由参数化推导而出的，现今应用在指意系统的设计中。这意味着视觉线索和符号进行能指，而参数化依赖性(parametric dependencies)则作为意指作用。我们现在实际上直接使用建构主义的新形式体系(formal repertoires),但仅将它们按字面意思编排为可视代码。这仍然是基于参数化主义的，应该是所有建筑设计和城市设计工作的前提。

HWY:我完全同意。实际上部分人对参数化的理解更多的是关于形式，但是你说它不仅仅关于形式，而是背后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