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里奇(NeilLeach),建筑理论家、建筑师；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佛罗里达国际大学与欧洲高等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批判理论与数字化设计。
何宛余(HWY):我想请问是什么使得你的研究兴趣从意大利文艺复兴转向了建筑的计算化?
尼尔·里奇(NL):我是偶然间开始从事意大利文艺复兴研究的。我在剑桥大学念书时与约瑟夫·里克沃特(Joseph Rykwert)共事，那时接触了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的拉丁文原著，并和约瑟夫一起完成了翻译工作。有趣的是，当时我置身于一种(相较于)“计算化”的工作环境中。因为在当时的剑桥大学里，我不仅能够使用大型计算机进行打字排版，还能受到许多真正的计算机天才们的熏陶，像是查尔斯·巴贝奇、阿兰·图灵，还有建筑界的约翰·弗雷泽(John Frazer)等。
随后我得到了一份学术工作，意识到文艺复兴很有意思。我当时对文艺复兴的理论、历史和观点特别感兴趣，尤其是哲学，但这方面的研究材料十分缺乏。在1990年代初成为学者后，我周围的人都在讨论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批判理论(CriticalTheory)和欧陆哲学(Continental Philosophy)。我意识到这些(哲学)确实具有值得大家思辨的地方，而在文艺复兴方面你能做的太少。你或许可以研究阿尔伯蒂或者帕拉迪奥(Andrea Palladio),但在当代的视角下，你会发现新的事物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涌现。因此我开始投入到新的哲学领域，并编著了《反思建筑》(Rethinking Architecture),将哲学家们所写的与建筑有关的所有文章进行整合。与此同时，我也参与数个先锋建筑院校的教学工作中。在伯纳德·屈米(Bernard Tschumi)邀请我去哥伦比亚后，我又在建筑联盟学院教书。
随即我意识到我的理论与我和学生们一起使用计算机的设计课之间出现了某种不匹配。当我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时我接触到了曼纽尔·德兰达4(Manuel DeLanda)。在新的理论思辨中确实出现了一些新的事物。20世纪对解释学(hermeneutics)的痴迷，如对世界的理解和诠释等，正让位于21世纪所关注的设计生成、生成过程的辩论，如形态生成等，而不再是对建筑的简单解读。
接着从理论的角度来看，我开始转向一个高度当代的领域。我也通过写作来介入计算化的世界，如《数字化建构》(Digital Tectonics)等，我还为英国皇家建筑师机构(RIBA)筹划了数个会议，如E-Futures等。在我看来，挑战在于，在这个数字技术的新领域中，还未有任何真正的理论，格雷格·林恩(Greg Lynn)也在2013年指出这点。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新理论正在发展的阶段，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我发现“意识”这个庞大的哲学命题，目前正在被机器人专家们关注，像罗德尼·布鲁克斯(Rodney Brooks)、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这样的哲学家，正在研究神经科学的问题，尝试探究人类和科技之间的关系。克拉克的《天生的赛博客》(Natural-Born Cyborgs)讨论的正是为何人类实际上是“赛博客”(cyborgs)。人类大脑的可塑性使我们能适应所有的新事物，尤其是这些科技。我认为我们正处于一种可以开始对该领域提出理论评述的时刻。
我一直对事物如何运作、人们如何思考、技术如何使用、大脑如何运行等非常感兴趣。所以实际上我的思维转变是无缝衔接的，然而一些前同事认为我是文艺复兴学术家庭中的逆子，说我背弃了人文主义。事实上我并没有背叛人文主义。虽然目前我们处于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的时代，但是在很多方面都还是在处理相同的议题。我确信如果阿尔伯蒂和布鲁内莱斯基(Filippo Brunelleschi)活在当下，他们绝对会被这些事物所迷倒。布鲁内莱斯基会使用机械臂制造佛罗伦萨大教堂的穹顶，而阿尔伯蒂将会投身到人工智能中。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但我认为我们需要去适应，倾听正在发生的事物，然后稍微调整或改变立场，以让自己跟随时代。
HWY:这也许与“何为建筑”有关?在文艺复兴时代的建构体系、材料和环境和我们现在的是不同的。所以我认为与之对应的方法论可以有所改变。但是始终不变的是建筑学的核心：通过设计达到对建筑、城市、人的行为，或者环境影响方面的思考。
NL:我对建筑学或许有着更广的定义，我不认为建筑局限于房屋的建造。对我而言，建筑学是关于一种特定的感知，一种思考方式。它是一种看待或注视世界的方式。我认为你可以将该想象以很多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特别是在现今的计算化革命中，如今不同学科间的差异正在被打破。例如，在时尚界，几乎为艾里斯·范·荷本(Iris van Herpen)设计和三维打印服饰的都是建筑师。由此我开始意识到建筑师所拥有的技能具有庞大的市场。设计能力、三维思考能力以及理解材料性能等技能可以被应用到各个地方。
我们发现，一个新的舞台正在拉开帷幕，这意味着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正处在类似于文艺复兴的另一个时代。不论阿尔伯蒂是否是艺术家、建筑师、雕塑家，或是数学、社会学领域的作者，他都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全才。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回归到了那个时代。我认为建筑自身必须被完全重置以应对这个新的时代。但从根本上说，我们不应该将建筑学与房屋的建造联系在一起。我们应该尝试想象它作为某种想象力的形式，某种理解世界的方式。
HWY: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设计实际上指的是一套系统。此“系统设计”可以被应用到不同领域，比如在计算机科学领域也称设计软件架构的人为“建筑师”。我认为这同样应该是“建筑师”在当代的定义。我们只是使用不同的“语言”去建造。他们使用代码，我们使用材料和结构等。我在荷兰贝尔拉格学院上学时，赫曼·赫茨伯格(Herman Hertzberger)曾问我们何为建筑。有人说空间，有人说建造，有人说材料。但他说都不对，建筑是关于思考。我认为思考可能才是建筑最核心的部分。
NL:我同意。我也要对建筑师只是处理形式的观念提出质疑。我在1999年写了《建筑之麻醉》(The Anaesthetics of Architecture)一书，主要就是批判对图像和建筑形式的迷恋——后现代的转变。我对于信息化的关注远超过建筑形式，所以我更倾向于用“信息建筑”(Information Architecture)来描述你们正在做的事。但我认为这个词最后可以应用到所有的建筑师。我认为“建筑学”这个词的内涵在不断演化。它正在前进、突变和改变。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并且需要学会观察正在发生的事物。例如我和博纳茨·法拉希(Behnaz Farahi)将近期的《建筑设计》的期刊议题设定为“三维打印的身体建筑学”(“3D-Printed Body Architecture”)。此期基本上是关于在人体尺度上从事三维打印的建筑师的工作，如制作鞋子、服饰、椅子等。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试图重新定义或者延伸对建筑学的理解，使之成为建筑学的一部分。
我认为可适应性非常重要。如果不能适应就无法存活，你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我的一本理论书籍——《伪装》(Camouflage)的主题即适应。一切都是关于我们如何适应。你可以看到约翰·弗雷泽等人在计算化中也对适应感兴趣，甚至互动建筑也可以被视为适应的某种形式。对于理解建筑师的工作方面，我们的思维必须更开放，我认为建筑学确实就是关于重新思考和适应。
HWY:目前全世界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进入计算化的新阶段。建筑学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出现了参数化设计、算法设计等。你会如何描述不同方法论类型之间的差异?或者你是如何看待它们的?
NL:不得不说对此我很谨慎，因为我认为目前建筑学中有一些定义不明的概念。我自己从来不用“参数化(parametric)”这个词。我自己更倾向的表达是彼得·楚门(Peter Trummer)所提出的“协同设计”(associative design),这才是准确的。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设计中使用参数，早在维特鲁威时期就开始使用比例作为参数来进行设计。所有的事都是关于参数的，
据我所知至今只有CATIA和Digital Project²算是参数化软件。接着我们有算法设计软件，如代码编程工具，甚至是Grasshopper,有“精确建模”软件，如Maya等，这是大部分设计师都在使用的。
它们实际上是非常不同的，你必须在理解上更加精准。首先，你需要能定义这些术语。有段时间我非常努力地去抑制这股纠正的冲动，但我逐渐意识到很多人已经习惯不严谨地谈论参数化。我不得不反问自己，如果它已经成为了大众用语，那么我可能需要试着接受它。这与词源或其他事物无关，重要的是人们如何使用术语。但我始终认为大家应该对这些特定的术语所表达的含义了解更多，而不是以目前的方式将术语混淆。我认为参数化一词已经是计算化设计的一种全球化的术语。人们也倾向认为参数化就是代表曲线的美学。我认为这种相似的叙事正出现在“人工智能”这个术语上。人们总是问我人工智能会带来何种新的建筑风格，但这根本上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所以回答你刚才的问题，我认为必须要准确地区分不同的运作模式，因为它们有很大的区别。现在就算是谈到Grasshopper都很令人困惑，因为很多人认为它是一种参数化软件，但实际上它是带有可视化界面的算法软件。我认为最终的问题可能不是描述性术语，而是理解真正所发生的事物。
HWY:感谢你澄清了不少混淆的概念。中国有很多年轻建筑师和学生是参数化设计的拥趸。当他们谈到参数化设计时，我想他们是在谈论建筑形式或立面。你对中国的年轻建筑师和学生有什么建议吗?
NL:我认为人们必须尝试提高对事物的全球化认识。我想不同的运作方式也会逐渐渗透到建筑学的意识中。我不确定能提出什么建议，但至少我认为对于这些事物的批判是需要的，而不是直接接受，不求甚解。